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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企劃
近來,由於國片票房的慘淡,保護國片成為熱門議題。更有公民團體在網上聯署,希望政府能夠制定國片在戲院上映的比例。因此,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於4月9日下午於閱樂書店松菸店舉辦了「媒觀講堂-我要活下去:映演比率能救國片嗎?」座談活動,邀請戲院、國片片商、學界的老師和映演比率的倡議團體等,從不同角度針對映演比率的可行性和成效進行討論。
雖然是為政治事件而寫,楊大正寫人、寫情,少了批判歌曲的火氣,滿是暖暖人情,吉他版、搖滾版、管弦樂版透過新載具快速傳遞,是那場大規模的集體記憶裡被傳唱最多的歌;最難得可貴的是,獲第26屆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獎,除了贏得常民愛戴,又獲官方認證,這是空前的紀錄。
「植劇場」有自己的氣味,但如果跟比較頂尖的韓劇、日劇比,安導演坦承,包括 在製作水平甚至腳本,都還是有水準上的落差,不能不正視臺灣落後於人的事實。安導演談到產業化,如果臺灣要有完整的產業,需要有練兵的方式,所以「植劇場」的第一個系列選擇愛情,除了觀眾度的接受度最高,其實也有練兵的考慮。至於不熟悉的題材(如推理、懸疑等),「植劇場」的製作團隊也在忐忑,過去臺灣不管是劇本還是執行面,經驗都不多,只能嘗試看能做到什麼程度,以及觀眾的回應狀況。
說到電視產業,到底還應不應該繼續用「電視」這個過時、不能涵蓋產業全貌的名詞,其實都應該重新檢討。就像「收視率」這個緊箍咒,因為是產業內最容易找到的共同敵人,於是大家搶著當孫悟空,卻看不到真正的現實、找不到真正的敵人、更面對不了真正的問題。
自從數位音樂的崛起之後,實體CD就逐漸被打入冷宮,做音樂不可能再以實體音樂商品作為主要的盈利模式。因此唱片公司的利潤和銷售量急劇下滑,不僅無力培養新的歌手,也無力舉辦大型演唱會。同時因為台灣的景氣不佳,廣告業也急劇下滑。在這樣的環境當中,現場演唱是唯一有正向發展的領域。
挾著全球票房破24億元的青春電影《我的少女時代》威力,由田馥甄擔綱詮釋的主題曲〈小幸運〉不僅迅速被傳唱,還成為華語流行音樂第一首在YouTube頻道瀏覽量破億的歌曲,此外,還入圍了金馬、金曲兩大獎,成為名符其實、叫好又叫座的作品,〈小幸運〉的作曲、編曲人JerryC說:「〈小幸運〉的成功之處在於它夠幸運。好歌不一定傳唱,能傳唱的不一定是好歌;但這首歌真的是凝聚了天時地利人和。」
」以2015年上映的《紅衣小女孩》為例,全臺票房達8500萬臺幣,該片以曾經轟動一時的鄉野傳說為藍本,成功地製造討論話題,導演程偉豪說,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對類型片情有獨鍾,「要把故事說好,從類型下手是最快的方式。在台灣拍類型片,一定要用台灣本土的題材,才能有自己的生命力,並擺脫公式的複製」。
每一次的宣傳活動,都要產生正向的擴散效應,這是魏導的打撞球哲學。問到從劇本發想之前,就想到之後要如何做行銷嗎?魏導說:「我不是一開始從行銷出發,才去想故事,而是先想好故事,劇本寫好,要拍的時候,我才去想後面怎麼做。就跟撞球一樣,一開始一定要觀察整個球桌,我要打哪一顆球,哪顆球最有把握打進去,如何可以讓這顆球打進後,還可以製造另一顆球進球的機會,這就是拍片跟行銷自然而然的互動關係。」
孫燕姿2007年轟動一時的《逆光》專輯中,〈我懷念的〉以華語流行歌曲罕見的故事性情節令人難忘,至今仍為傳唱率高的經典作品,歌名卻在籌備期間,一度被認為過於普通,作詞人姚若龍詳盡地道出創作的始末,以及長紅作詞人的寶貴經驗談。
寫下〈走在大街的女子〉時,陳耀川還在台大會計系念四年級,學生時代喜歡創作,正巧飛碟唱片製作人陳秀男和陳大力是台大不同科系的學長,每當收歌時,總不忘這個學弟。「我自己很愛〈走在大街的女子〉這首歌」陳耀川說,當時還是靠靈感寫歌,「坐在琴旁,哼著哼著旋律就出來了」。整首歌雖然結構簡單,但渾然天成,僅管不是很商業,卻很有情緒。